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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鉴于此，本文元价值学考察的思想资源，也不会仅限于20世纪西方学者的那几本元伦理学专著，而是将回溯到这些古代哲人的相关观念那里，并且努力从中汲取某些远比前者更为精辟的深邃洞见。

大致说来，他不承认所有的文化都遵照同一模式发展，并必然经过相同的进化阶段。他研究儒家思想也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，是结合了外在的客观实证和内在的主观理解。

他在逝世前两年（一九八八）也曾明白地说：余之所论每若守旧，而余持论之出发点，则实求维新。但良知在作用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对有关的客观事物的认知要求，此时良知即须决定坎陷其自身以生出一了别心。这种偏见必然导致曲解臆说。】 可见以人生信仰而言，钱先生确是一位现代的儒家，因为自幼至老他所向往的是儒家的精神境界，所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。惟中国哲学与系分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，是亦不可不辩。

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。第一义是内圣之学，属于本体界，第二义是学人之学，属于现象界。新儒家不但坚持中国的道统必须继续占踞原有的中心地位，而且还赋予道统以前所未有的更积极的功能：开出政统与学统。

他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派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钱先生推论历史事象的内在的文化意义自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。我的意思不过是觉得熊十力也弄训诂考证，出人意表。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。

他之所以宋代理学家中独尊朱子，不仅因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，更重要的是朱子是欲以综汇之功而完全其别出之大业。钱先生接着告诉我们： 余此后读书，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。

但是过此以往，钱先生和第二代新儒家之间也是所同不胜其异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。钱先生喜欢和张孟劬天经史旧学，而熊十力则好与张东荪谈哲理时事，因此四人必须分为两处，即快可见守旧与趋新的不同。有些争议便是这样引发的。作为一套信仰系统，儒家自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。

因为第二代新儒家的康德——黑格尔语言既不是钱先生所熟悉的，更不是他所能接受的。所以西方汉学家也曾援引其说，认为中国西周的封建已不能与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相比附，秦汉以后更不必说了。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最有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反道统的（虽然是伪道统），他们也未尝不能理直气壮地说，他们反道统正是处于良知之不容己。截断众流的道统观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引出衣钵真传的争讼。

这个道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名称，如天道、天命、本体、上帝之类。但是他的基本态度是所谓守先待后（也就是述而不作）。

余之毕生从事学问，实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。但今天实证史学在西方早已脱去早期那种粗糙的面目，没有人再坚持西方文化代表一种普遍的模式，可以有效地概括一切非西方的文化。

又说孔子的外王大道学，就孟子也无法继承，见《乾坤衍》。宋、明理学家对于修养工夫本有种具体的描述和讨论。一、学术与门户 论学不立门户，是钱先生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坚持的观点。严格地说，他们只在新儒家的道德精神的浸润之下才能开拓中国的现代化。如所周知，中古神学是凭籍着政治权力才取得君临天下的地位的。总之，今天研究文化，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体会两者不可偏废，因此研究者必须一方面出乎其外，即苏东坡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所谓领导群伦，固是有此一境界。如果以中国思想之实来迁就西方哲学之名，恐怕容易流于削足适履。

他又说：颇有一个私见，就是不愿意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。韩愈尚所不为，我们自可不走此绝路。

文献必涉及训诂考证的问题，新儒家与考证学家恰好相反，他们相信义理明而后训诂考证之得失可得而明。另一方面，陆、王又强调吾心即宇宙、良知生天生地，因此新儒家也必须肯定有一道体流行于整个宇宙之间。

而儒家的道统变成斩然中断，隔绝了千年以上，乃始有获此不传之秘的人物突然出现。人乎其内的说法，今天才获得较多的人的重视。【见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审查报告三》。社会史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。

孔子亦仅感激于此等历史先例，不胜其深挚之同情，而遂以悬为孔门施教之大纲。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。

在公园茶桌旁，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。（良知与傲慢无论依旧儒家或新儒家之说，当然都是不能并存的，但这正是我铸造此名词的用以所在。

倘能于旧机构中发现新生命，再浇沃以当前世界之新潮流，注射以当前世界之新精神，使之焕然一新，岂非当前中国政治一出路。他的主要旨趣是阐明中国的学术传统，以待后起者之自觉行动。

其实钱伯圭这一番议论也渊源于梁启超。其于汉人，先则争郑玄、王肃，次复争西汉、东汉、而今古文之分疆，乃由此起。因念非读诸家全集，终不足以窥姚、曾取舍之标的，遂决意先读唐、宋八家，韩、柳方毕，继及欧、王。这是新儒家重建道统谱系的最重要的内在根据。

往往一两百年才偶然出现一两个见道的人。但是一涉及现象世界和它的历史——包括一般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——则问题复杂了，不是光凭良知的傲慢便能一切迎刃而解的。

他们决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中的一个流派。《宣言》中的思想正可以说是由他所开启的方向所作的进一步发展。

钱先生由于针对流行的君主专制说作反驳，行文之间难免引起误会，好像他断定传统的儒家政治即是民主。【《中国学术通义》，台北，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版，第94页。